湯紹成／政大國關中心兼任教授
近年來，德國總理Friedrich Merz（梅爾茨）、英國首相Keir Starmer（施凱爾）與法國總統Emmanuel Macron（馬克宏），正同時面臨罕見的低於20%民眾支持度現象。三個歐洲核心國家的領導人，雖然分別來自不同政黨與不同政治背景，但卻幾乎都陷入政治壓力加劇的困境。這種情況不只是個別領導人的問題，更反映出整個歐洲政治秩序正進入深層調整期。
目前，德國總理Merz的支持度尤其嚴峻。根據德國近期多項民調，其正面評價大約僅有13%至19%左右，不滿意度甚至高達七成以上，已成為近代德國最不受歡迎的總理之一。這對向來以政治穩定著稱的德國而言，是極不尋常的現象。
英國首相Starmer的情況也並不樂觀。雖然工黨重新執政，但英國經濟仍陷於低成長與高財政壓力之中，再加上五月上旬地方選舉慘敗，被要求去職的壓力極大。近期英國民調顯示，其支持度大約只有20%左右，而負面評價則超過六成。英國民眾對政治的不信任感，並未因政黨輪替而真正改善。
至於法國總統Macron，外界有時誤以為他在歐洲仍具較高聲望，在國內的支持度大約僅16%至23%左右，但若觀察法國國內民意，其實情況同樣十分疲弱。近年法國多項民調顯示，Macron不滿意度則接近甚至超過75%。更重要的是，Macron早已在法國國民議會中淪為少數派。2024年法國提前國會選舉後，法國形成典型的「懸峙國會」，Macron陣營失去穩定多數，政府長期處於弱勢少數執政狀態。
換言之，Macron今天之所以仍能繼續執政，很大程度是因為法國第五共和體制下，總統權力極大，而且罷免門檻極高。因此，他實際上已接近一種「制度上仍是總統，但政治上已成弱勢少數領導人」的局面。這三個歐洲大國領導人同時陷入低支持度，其背後有幾個共同原因。
首先，是歐洲整體經濟停滯與生活壓力上升。俄烏戰爭後，歐洲能源價格長期偏高，通膨雖略有下降，但民眾實際生活成本仍明顯增加。德國製造業競爭力下滑，英國經濟陷入長期低成長，法國則面臨財政赤字與失業問題。許多民眾感受到薪資增幅追不上物價，因此對政府失去信心。
其次，是移民與社會安全問題持續惡化。近年大量難民與非法移民進入歐洲，使住房、福利、教育與治安問題變得更加敏感。很多歐洲民眾認為主流政黨過度強調政治正確與多元文化，卻忽略基層社會壓力。這也是右翼政黨在德國、法國與英國同步崛起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全球化與AI時代帶來的新焦慮。過去三十年，歐洲受益於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但現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美中科技競爭與AI革命，反而讓許多歐洲民眾產生不安全感。尤其在AI、半導體、平台科技與雲端領域，歐洲逐漸落後於美國與中國，使社會開始擔心歐洲正在失去未來產業主導權。
然而，德英法三國也各有不同困境。德國最大的問題是其傳統經濟模式正在動搖。德國長期依賴俄羅斯廉價能源與中國市場，但如今這兩個基礎同時出現危機。汽車工業與製造業面臨電動車轉型壓力，中國競爭加劇，美國又透過科技與產業政策吸引資本外流。德國社會因此產生強烈「失落感」。而Merz本身偏向企業保守派的形象，也難以真正回應基層焦慮。
英國則仍深受脫歐後遺症影響。脫歐原本被期待能恢復經濟自主與國家競爭力，但現實卻是勞動力不足、投資下降與市場萎縮。從Johnson、Truss、Sunak到Starmer，英國近年政府頻繁更替，也進一步削弱民眾對政治體系的信任。
法國則面臨更深層的政治碎片化。Macron最大的問題，不只是支持度低，而是整個中間派政治空間正在崩解。極左與極右同時崛起，使法國政治越來越極化。黃背心運動之後，巴黎菁英與地方基層之間的矛盾始終未能修復。如今的Macron，雖然仍具有國際曝光度，但其國內政治控制力已明顯下降。
從更宏觀角度來看，這些現象其實代表歐洲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轉型期。冷戰結束後，歐洲曾相信自由民主、多邊主義與全球化將持續推動繁榮，但如今世界已逐漸轉向地緣政治競爭、能源安全、科技戰與文明衝突的新時代。美中競爭成為國際政治主軸，而歐洲則陷入相對被動的位置。
因此，德英法三國領導人支持度低迷，其實不只是個別政治人物的困境，而是整個歐洲戰後政治與經濟模式正面臨深層調整。未來歐洲政治恐將更加碎片化，右翼與民粹力量可能持續上升，而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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