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佩怡／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主任
「台北上海城市論壇」歷經三年的疫情後，於2023年恢復實體會議，由台北市長蔣萬安率團赴上海參加論壇；2024年輪由台北主辦，但兩岸關係仍然緊張，因此依慣例由上海副市長華源率團來台；2025年再輪回上海舉辦。本應於九月進行，但評估相關審查及協調進度，最後在12月底由蔣萬安率團赴滬與會。檢視並回顧這三年的論壇過程，蔣萬安掌握了作為一個台北市長、作為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應有的智慧與高度。
兩岸首要巨型都會城市的交流
上海與台北是兩岸最重要、競爭力最強的兩大城市，兩個城市的交流已非兩個地方層級的交流，而應以兩岸首要兩大巨型都會城市，或所謂全球城市（Global City）來看待。
這類型的城市有幾項重要的特質，一是具有影響涵蓋特大範圍的地方事務特性。上海與台北都不是人口最大的城市，但他們都因為是政治、經濟、文化首善之區，肩負帶動地方發展的戰略責任，而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引擎。上海所帶動的「長三角」總人口規模已經超過2億；而台北所帶動的大台北都會區亦聚集了全台灣40%的人口與超過50%的經濟活動，達到920萬人，是台灣規模最大且唯一的國際級巨型都會區。因此，這兩個城市也被稱為地方發展的「領頭羊」。
二是這類城市具有影響涵蓋全國，乃至全球事務的特性。上海與台北都是全球化的重要節點，因此被稱為全球城市，他們都參與、承載了全球資訊、商品、金融、運輸、人口移動的重要成分。根據2025年全球城市指標（Global Cities Index）報告，東亞城市的重要性排名，上海與台北都名列第一梯隊城市。輝達落腳台北，被視為為台北打造「全球AI最強心臟」，意義也在此。也因此，這兩個城市首長的政治位階都不低，都被視為是更重要職務的煉金石。
重視交流的對等性與主體性
當然，我們也以更高的標準檢視他們的表現。筆者檢視了這三年的雙城論壇，發現蔣萬安在參與以及規劃論壇有幾項特點，第一，蔣市長熟悉高階政治的運作。蔣萬安不僅要面對的是地方在野黨的監督，也因為台北市長的高政治位階，他必須清楚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他在2023年首次與上海方接觸時，便展現出這兩大城市的特殊地位，也拉升了這兩個城市交流的政治高度；所以他提出「雙城好，兩岸好」，顯示這不僅是地方層級的交流，也是兩岸層級的交流。
其次，他重視兩岸交流的對等性。2023年、2025年他與上海市長龔正共同出席並致詞；2024年上海僅能派出副市長來台，台北方則派出副市長林奕華進行主論壇的對口致詞。但他也禮貌地、妥當地以主辦城市首長身分出席見證，並發表結語，展現了主體性。
而有關兩岸關係最敏感的國號問題，其實雙方都應尊重兩岸交流的默契與禮節，毋需輕易地、隨意地引用國號。但蔣仍須面對地方在野黨的質疑，所以他在上海使用了「民國」稱呼，這正是國人熟悉的稱號，如此既不刺激對岸，也回應了在野黨的質疑。
強調市政的務實面
第三，蔣萬安所強調的仍回歸到市政的務實面。市政的交流仍是重點，雙方在這次論壇共簽署了兩項有關水務管理與職業技能培訓的合作備忘錄，以及在多個領域的分論壇進行討論。基本上，2025年的雙城論壇延續了務實交流的基調，針對城市治理與市政專業進行交流。而因先前台北發生了不幸的捷運事件，蔣萬安決定縮短行程，「一日快閃」上海，展現了以台北「市政優先」的態度。這表示，他清楚市民所需，以及在政治工作與行政工作上平衡的重要性。
當前台灣的政治敏感且脆弱，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要求頗多，尤其是涉及兩岸事務者，應堅守立場，應展現高度，要有折衝的能力，還要有足夠的智慧，處理艱困與緊急的事務。
筆者觀察到上海市民對蔣萬安的感覺，他們對蔣萬安不看稿的致詞充滿好奇。我相信，這是因為他對市政的熟悉。而我更注意到的是，他對文化的貼近與細膩。2023年他在上海提到張愛玲，2024年提到周杰倫的歌曲《上海一九四三》，2025年他提到了上海電視劇《繁花》。他的這種文化論述風格，所展現出的親和力與溫度，在目前劍拔弩張的兩岸氛圍中，對於降低兩岸對立感，尋求兩地人民的社會共鳴，相信是可以得到效果的。
如果兩岸只一昧地強調差異性，忘卻了本就存在的連結性，兩岸關係又豈有和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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