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5位大法官宣告新修《憲法訴訟法》違憲，排除另外3名大法官意見，更被爆出府院高層找大法官蔡宗珍「溝通」，被質疑關說司法，但總統府不回應。台灣高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宏達23日發文指出，大法官雖有其崇高地位，但程序外的私下接觸，足以動搖裁判的可接受性，「司法若再拿不出自律與自清的能力，司法公信力就只會一再被政治拉扯反覆凌遲」，且「不回應」常被社會解讀為「無法回應」的默認。
陳宏達發文寫道，這次爭議，止謗莫如自修，止亂莫如守界。不論傳聞細節真假，只要存在「私下接觸、試圖影響憲法審判走向」的疑慮，傷害就已經開始，因為憲法審判的生命不只在實體結論，更在獨立與中立的「外觀」。
陳宏達指出，審查界線在於行政（或府院高層）對大法官的「案件相關溝通」原則上應視為禁區，國際上對司法獨立的最低共識，是法官「不得受任何不當影響、壓力、利誘或干預」。
陳宏達續指，而我國《憲法》就大法官自律也以同樣語言寫下，大法官行使職權應「超然獨立，不受任何干涉」，並應公正中立。司法倫理的核心不只是「不要收錢」，更是「不要私下談」，法官倫理即明確限制「僅與一方當事人或關係人溝通、會面」，並要求事後透明化告知。大法官雖有其崇高地位，但憲政精神同樣指向程序外的私下接觸，足以動搖裁判的可接受性。
陳宏達認為，刑事規範目前已把紅線畫出來，立法院在今年5月的刑法修正中，增訂「妨害司法公正罪章」，包含對法官、檢察官的「不法關說罪」，最重可處5年徒刑（並得併科罰金）。若確有任何接觸，應公開交代：接觸者身分、接觸時間、議題範圍、是否涉及個案內容；若無，亦應用可核對的方式澄清。因為在憲政爭議高張時刻，「不回應」常被社會解讀為「無法回應」的默認。
陳宏達說，憲法法庭應該啟動自律機制，可通知相關人說明、必要時先行調查，並得作成適當處置或移送。重點不是「處分」，而是讓制度說話，把「是否有不當接觸」從傳聞層次拉回可驗證的事實層次。社會也應該把情緒轉成制度壓力，而非獵巫，對司法的批判可以尖銳，但路徑必須是，證據—程序—責任，否則只會把司法推得更政治化，最後還是會傷到人民的訴訟救濟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