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近期台灣公共論述中，出現一個令人不安、卻逐漸被合理化的說法：行政部門面對立法院已完成三讀的法律或預算，可以「選擇」是否公告、是否副署，甚至是否執行。與此同時，另一個看似無關、實則同樣嚴重的現象也浮上檯面－外國政府代表，針對高額軍備支出，主動與我國立法委員進行逐一溝通。兩者若分開看，似乎只是政治爭議；若合併觀察，則構成同一個憲政問題：當程序被視為彈性，憲政制衡究竟還剩下什麼？
法案經立法通過 公布與執行是必須的憲政程序
在憲政民主中，行政權的核心特徵並非「政策偏好」，而是依法行政。法律一經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即進入憲法所設定的執行軌道。總統的公布與行政院的執行，並非價值表態或政治背書，而是制度角色的履行。若將公布與執行理解為可自由取捨的政治行為，等同於承認行政部門對法律具有實質否決權，這不僅違反責任政治的基本結構，也將立法權空洞化。
正因如此，當行政部門拒絕執法時，問題早已不是「合不合理」，而是「制度如何回應」。在憲法設計中，立法院面對行政不服從，並非只能消極接受，而是被賦予明確的政治手段－包括倒閣在內的責任追究機制。倒閣不是情緒性對抗，而是將憲政衝突重新拉回制度軌道的必要選項。若立法院連這一工具都不敢或不願使用，實質上等於默認行政可以選擇性服從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當國內行政程序出現鬆動，外部力量往往會「自然補位」。近期關於高額軍備支出的討論中，外國政府代表以「溝通」之名，與立法委員逐一接觸，說明政策必要性。問題不在於溝通本身，而在於溝通所發生的制度位置。依憲法原理，重大財政與國防支出，應由本國行政部門對國會負責說明，並接受審議與質詢。當這一責任被外包，或被外部角色提前設定政策方向，國會的預算審議權即被實質侵蝕。
外部力量不可直接介入立法溝通
這兩個現象共同揭示一個危險趨勢：憲政程序被工具化、被彈性化，甚至被視為可繞行的障礙。行政若可選擇是否執法，外部力量若可直接介入立法溝通，那麼制度上的制衡關係，將不再由憲法規範，而是由權力便利性所主導。
必須強調，這樣的提醒並非反對特定政策，也不是對任何外國友邦的指控，而是對程序本身的捍衛。憲政民主的穩定，從來不是來自政策正確性的一致，而是來自程序被普遍遵守。一旦程序成為可談判的選項，政治將失去邊界，責任也將無從歸屬。
立法院是否行使倒閣權、行政部門如何回歸依法行政、國防與財政決策如何回到本國憲政程序之內，這些問題彼此相連，不能各自切割。真正的憲政危機，往往不是發生在激烈衝突之中，而是發生在「大家都覺得這樣也可以」的時刻。
若今日我們容許程序被方便化，明日憲法就只剩下象徵。這不是任何單一政黨的問題，而是整個憲政秩序必須正視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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