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台灣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生育率長期位居全球倒數第1或第2名。根據內政部日前公布最新人口統計，2026年1月全台新生兒僅8723人，與去年同期相比少了8.1%，5年內更銳減5千人，年出生率降至千分之4.41。出生人數已連續第十年下降，全年恐再創歷史新低。人口自然減少已成常態，台灣正式進入長期人口負成長階段，少子化已成為結構現實。
面對數據惡化，公共輿論往往將焦點放在薪資停滯、房價高漲或政府補助金額是否足夠，甚至質疑多年來財政投入是否有效。然而，若僅以景氣循環或政黨更替解釋少子化，難以理解其持續性與加速度。少子化並非單一政策失誤，而是制度回應長期落後於社會轉型的累積結果。
人口變化映照制度調適的能力
在此脈絡下，回望人口思想的歷史脈絡具有啟發性。十八世紀的英國經濟學者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分析農業社會的「人口過剩」問題，主張人口成長快於糧食供應，而社會若無制度調節，最終只能依賴戰爭、飢荒與疾病等「消極制衡」，或以節育作為「積極制衡」。馬爾薩斯所面對的是過度膨脹的人口壓力；今日台灣則面臨相反方向的人口萎縮。然而兩者之間有一項關鍵共通點：當制度無法與社會結構變遷同步調整，人口便會以自身方式對制度作出反撲。
馬爾薩斯時代的反撲是人口增長過快；今日台灣的反撲則是出生數不斷下探。方向不同，本質相同：人口變化映照制度調適的能力。
英國能在十九世紀逐步脫離「馬爾薩斯陷阱」，並非因人口自然「被解決」，而是透過制度演化：公共衛生改善、土地改革、義務教育推行、工業技術進步、都市治理與福利制度的建立。正是這些制度吸收並重新分配風險，使人口壓力不再以災難形式反撲社會。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人口問題從來不是自然現象，而是制度是否能承接社會轉型的試金石。
在農業社會中，生育具有勞動與風險分攤功能；在工業與服務經濟中，這些功能理應由制度承接。然而，台灣的制度設計仍將生育風險高度集中在家庭。育兒成本、教育支出與時間投入多由個體自行吸收，而勞動市場卻缺乏足夠彈性與保障，使生育成為職涯風險與財務風險的雙重來源。
過去二十年間，實質薪資成長有限，青年起薪偏低、非典型就業比例提高，職涯不確定性成為常態。同時，住房價格與租金長期高位盤旋，托育與教育支出節節上升。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生育不再只是情感選擇，而是一項涉及長期財務配置的理性決策。當風險無法分攤，延後或放棄生育，便成為制度誘因下的自然結果。
少子化具有「時間差效應」
更值得注意的是，少子化往往具有「時間差效應」。當出生數連續多年下降，勞動力斷層不會立即顯現，但十年、二十年後便會形成結構空缺。人口問題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具有高度慣性，一旦趨勢形成，逆轉成本極高。今日的遲疑，將成為未來難以補救的結構缺口。
從國際經驗觀察，單純提高補助金額往往難以扭轉低生育率趨勢。真正產生影響的，往往是勞動彈性、公共托育體系與住房制度的結構調整。換言之，生育率的變動，更多反映的是制度穩定度與家庭預期，而非一次性的政策宣示。
人口問題從來不是家庭私事，而是國家結構風險。真正的改革，必須重構風險分擔機制：公共托育普及化、育嬰留停期間的薪資保障、彈性工時與父職制度常態化，以及改善青年住房負擔。唯有讓家庭不再因生育承擔過度經濟懲罰，生育選擇才可能回到可行範圍。
人口不會因口號而回升，也不會因一次性補助而逆轉。它反映的是一個社會是否願意分擔風險、是否願意調整制度、是否能夠讓家庭在可預期的條件下做出選擇。若這些基礎條件未能建立，出生數的下滑將不只是統計現象，而會成為結構性的長期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