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紹成/政大國關中心兼任教授
德國是歐盟27國中最大的經濟體，也是僅次於美國與中國的世界第三經貿大國，2025年中國再度超越美國成為德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原本梅克爾總理時期德國榮景的三大支柱：能源靠俄國、安全靠美國與經貿靠中國的政策現已大幅翻轉。尤其自川普2.0以來，美歐之間有關於俄烏戰爭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齟齬，使得跨大西洋的互信基礎受到相當損傷，更加強了歐洲國家紛紛有意改善與中國關係的動力。繼法國與英國等領導人訪華之後，近日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也到訪，形成一股中國熱，因而備受各方關注。
近年來，德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經歷了「高度經貿互賴」之後，向後梅克爾時期的「安全化與制度性競爭並存」的結構轉型。若以政策語言來概括，中德雙邊關係已從市場驅動模式，轉向風險管理與制度調整並行的新階段。
首先，在經濟層面，中國長期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德國汽車、機械與化工產業深度依賴中國市場，形成高度嵌入式的供應鏈結構。然而，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衝擊，以及俄烏戰爭暴露能源依賴風險後，德國政策圈開始重新評估單一市場過度集中所帶來的脆弱性。於是，「去風險（De-risking）」成為核心概念，其目的並非全面脫鉤，而是分散供應鏈與關鍵產業依賴，以期降低系統性風險。
2025年德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總額約 €2,518 億歐元，其中德國對中逆差約€900億歐元。德國對中國的出口較去年下滑約10%，而從中國的進口則增加9%，導致中國成為德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尤其，2025年德國引以為傲的各式汽車，其對華出口繼續大幅下降，累計自 2022 年以來減少超過一半，顯示中國本地品牌及競爭加劇對德國汽車產值造成巨大壓力。
其次，在政治與制度層面，德國官方文件將中國界定為「夥伴、競爭者與制度性對手」，這種三重定位顯示，德方已將中德合作向價值差異與制度競爭傾斜。對人權、科技安全與數位主權的討論明顯升溫，對中政策不再僅由經濟部門主導，而轉為跨部會協調與總理府統籌。
再次，在安全與地緣政治層面，台海局勢的變化已日漸對德國決策者產生間接壓力。德國並非印太安全參與者，但其產業高度依賴東亞供應鏈，使台海穩定被重新定義為經濟安全議題。印太地區的風險評估，逐漸進入德國企業與政策討論的主流框架。
自梅爾茨總理去年五月上任後，這種安全化趨勢更為明確。對中政策強調經濟安全、分散供應鏈與跨大西洋協調，中德高層互動雖未中斷，但附帶更多條件性與戰略審慎。德國試圖在維持經濟利益與回應制度競爭之間取得平衡，但政策語言與實務操作均顯示安全考量已日益重要。
整體而言，近年中德關係呈現三項結構特徵：第一，經濟互賴仍深，但政策主軸轉向風險分散；第二，制度差異正式進入戰略層面；第三，印太與台海議題已影響歐洲經濟與產業決策之中。
綜上所述，中德關係已從「市場優先」轉向「安全優先下的有限合作」。未來雙邊關係的穩定性，將取決於雙方如何在制度競爭與經濟互賴之間維持可控的平衡，而非回到過往的單向經濟擴張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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