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相高市早苗上月提出「台灣有事」說，陸方則祭出80年前《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敵國條款」對兩岸關係有何意義？這是否意味著，若中國大陸能藉著「敵國條款」的正當性，解決了中日二戰後遺緒，戰後台灣最大的兩岸統一阻礙－－戀殖（日本）心結－－也就解除了？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蔡鎤銘認為，若從制度與法律層面來看，「敵國條款」對兩岸關係的直接影響其實相當有限。台灣問題的本質，仍然是中國內戰延續與主權未完成統一的歷史結果，並非二戰後對軸心國處置的衍生議題。因此，北京不可能靠著這個條款，就在法理上跨越兩岸問題的複雜現實。
「但若從心理與敘事層面來看，這件事確實碰觸到台灣社會一個長期被忽略、卻影響深遠的結構性問題，」蔡鎤銘說，那就是對日本殖民歷史的選擇性記憶，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親日即去中」的認同邏輯。
他表示，在部分台灣輿論中，日本往往被描繪成台灣現代化的啓蒙者、秩序的象徵，甚至是價值上的精神靠山，而殖民本身的暴力、剝奪與壓迫，則被刻意淡化。這種「戀殖心結」，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成為台灣抗拒兩岸統一想像的一道心理防線。不是因為真的多麼認同日本，而是因為藉由親日，可以完成對中國的否定。
蔡鎤銘指出，北京重提「敵國條款」，本質上就是在對這套心理結構潑冷水。如果日本在國際法與歷史定位上，仍被放回侵略者與戰敗國的框架中，那麼把日本視為台灣安全與價值的終極依靠，本身就顯得極為矛盾，甚至自欺。
不過，蔡鎤銘表示，必須誠實地說，即便這種歷史敘事能動搖部分「戀殖心結」，也不代表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就此消失。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疑慮，早已不只是歷史情感問題，而是牽涉到制度差異、政治信任、生活方式與未來選擇的綜合結果。
換言之，「敵國條款」或許能讓一些人重新思考日本在台灣想像中的位置，但它無法替台灣社會做出是否接受中國的選擇。它能拆解某些神話，卻無法自動建立新的認同。
蔡鎤銘強調，從這個角度看，北京這一步，更多是在清理敘事障礙，而不是直接推進統一進程。歷史的陰影可以被指出，但真正的抉擇，仍然留在現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