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全球政經緊張加劇之際，各國愈來愈意識到，經濟依賴已不只是交易成本，更可能成為外交壓力的槓桿。中國大陸近年在外交層面頻繁對他國採取精準而有限度的經濟措施，而這些行動大多鎖定目標國最脆弱的產業，使其即便未遭全面封鎖，也會出現足以改變國內輿論或政策方向的劇烈震動。無論是日本、美國或台灣，都曾在不同事件中感受到這股壓力所帶來的衝擊。本文探討大陸如何運用他國經濟弱點推動外交目標，對區域與全球供應鏈帶來的深層變化。
大陸瞄準旅遊與民生產業的壓力點
日本近年嚴重依賴外國旅客帶動消費，尤其是中國大陸與香港旅客的比重最高。根據資料顯示，在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9 月之間，日本共接待 4,164 萬名外籍旅客，其中中國與香港旅客合計 1,176 萬人，占整體 28.2％。這些旅客在日本的消費達 2 兆 6330 億日圓，占外國旅客總消費的 28.6％。
在食品價格上升、實質薪資下降與內需疲弱的環境下，日本必須依賴外來消費支撐景氣。資料顯示，2024 年外國旅客消費達 8 兆 1257 億日圓，相當於日本名目 GDP 的 1.3％，並為當年名目成長率提高 0.5 個百分點。這讓旅遊成為大陸能有效操控的施壓管道。
當日本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在國會針對台灣局勢發言後，大陸立即以旅遊為工具展開反制，宣稱基於安全理由呼籲人民避免前往日本，旅行社也相繼停止銷售日本相關行程。此舉反映出，大陸深知日本在觀光與地方經濟上的脆弱性，只需調整旅遊政策即可迅速改變經濟預期。
更早以前在 2010 年釣魚台事件後，大陸曾停止對日出口稀土，使混合動力車、液晶面板及智慧型手機產業迅速遭遇材料短缺，迫使部分生產線減產或停擺。這些案例顯示，大陸施壓方式並非全面攻擊，而是精準鎖定對方最無法承受之處。
精準經濟制裁的成熟模式
觀察中國大陸過去十多年對外採取的經濟措施，可見其施壓方式具有高度一致的邏輯。以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事件為例，當時獎項頒給中國異議人士 劉曉波，大陸因此強烈不滿，並將矛頭指向挪威。其後，大陸以檢疫為由限制挪威鮭魚進口，使原本在中國市場占比超過 90％ 的挪威鮭魚市占率驟降至 1％ 左右。即便後來外交關係改善，挪威也無法完全恢復其在中國市場的地位。
類似模式亦出現在其他國家。面對韓國部署薩德（THAAD），大陸在 2016 年採取旅遊禁令、文化活動取消、特定企業查核與通關延宕，使韓國零售與娛樂產業遭受沉重損失。面對澳洲提出對 COVID-19 溯源調查的倡議，大陸則限制澳洲煤炭、大麥、紅酒等產品進口。
這些案例共有三項特徵。
第一，大陸通常鎖定「最易產生政治效應」的產業，而非全面封鎖。例如鮭魚、旅遊、農產品等。
第二，大陸多以技術性理由包裝制裁，包括「檢疫」、「安全」、「品質」等，使其形式符合國際規範表面需求。
第三，制裁常以迅速、突襲方式宣布，令目標國措手不及並造成強烈市場動盪。
這些模式顯示，大陸的經濟施壓早已不再是臨時反應，而是一套制度化、可操作且具有策略選擇的外交工具。
美中摩擦下的供應鏈博弈
美國作為大國，雖不易受到旅遊或農產品制裁影響，但其供應鏈的部分核心仍受到中國大陸掌控。在川普（Donald Trump）再次推動關稅措施後，中國大陸立刻反制，包括停止採購美國大豆、限制稀土出口，以及將美企納入不可靠實體名單等。
美國雖然在整體經濟上具有優勢，但在某些產業上依然需要大陸，例如稀土、電池材料與部分電子組件。大陸在這些供應鏈環節掌握主導地位，使其在面對美國時具備結構性的施壓空間。
此類施壓方式已超越單純的報復，而是意在提醒美國：只要供應鏈尚未完全脫離大陸，大陸就仍握有一定影響力。在美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供應鏈逐漸成為雙方重要的戰略角力場域。
結構性矛盾與脆弱性的累積
中國大陸能在外交角力中運用經濟制裁奏效，並非因其打擊規模龐大，而是多國在關鍵品目上對大陸具有高度依賴。以日本為例，2024 年日本對大陸的進口依賴極為集中：筆電與相關設備依賴度達 98.8％、落花生與豆類 82.4％、衣物類 73.4％、稀土與稀有金屬 70.3％。只要其中任一領域受到限制，便會立即使日本經濟面臨壓力。
全球化固然帶來效率，但也讓許多國家暴露於單一市場依賴的風險中。一旦兩國關係出現摩擦，脆弱性便會被放大。美國雖具備更強韌的產業結構，但也無法完全脫離大陸材料；台灣則因出口高度集中，更容易在地緣緊張中受到波及。
這些脆弱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全球分工結構下長期累積。因此，面對大陸施壓，多國都需重新審視其經濟安全框架。
各國面對的調整方向
針對這類結構性風險，日本、美國與台灣均開始尋求更高的供應鏈韌性。日本著手降低關鍵材料依賴，包括開發稀土替代技術、與他國合作建立供應網路、以及推動旅遊市場來源多元化，以減少單一國家旅客占比過高的風險。
美國則藉由半導體法案、關鍵材料政策與出口制度改革，重建產業自主性。同時，美國積極拉攏盟友共同建立新供應鏈架構，減少大陸在關鍵材料與中間產品的影響力。
台灣更需要兼顧外銷導向與地緣風險，必須更積極開拓新興市場，並強化本地產業的原料自給比例。台灣在區域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必須避免因供應鏈重組而成為被動承受者。
結語
中國大陸運用經濟弱點作為外交槓桿的策略，已形成一套可持續、可複製的壓力工具。其核心不在全面封鎖，而是識別他國最脆弱的產業，並以有限行動產生最大政治效果。對日本、美國與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是否能承受一次制裁，而在於是否能調整過度依賴的產業結構，建立能夠抵禦地緣震盪的經濟韌性。
全球化已進入新的階段，效率不再是唯一追求，供應鏈安全與市場多元化將成為主流。唯有降低單一依賴，各國才能在未來地緣政治風險升溫時維持政策自主與經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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