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琦/台灣溫室氣體管理協會副秘書長
就事論事、沒有顏色的有一說一，暫且不論中央賴政府在「海空邊境防疫」上，亦同樣存在著檢討精進懲處的空間外，這次台中市政府在廚餘危機的應處上，確實也令人搖頭三嘆。最令人不解之處，在於對風險判斷與處置配套的可能「邏輯斷裂」。換言之，一個正常人都會理解的「廚餘桶是否應『加蓋』運送」的常識問題，怎麼會出現甚還需要地方發函請示中央的官僚怕事心態？
亦即，在明明已知廚餘可能是非洲豬瘟的主要傳播途徑之一，且風險可能來自含肉加工品的殘餘與混入，而加工肉類具有可保存、可滯留的特性下，當源頭不明乃至是否已完全用盡而難以確認時，台中市政府卻選擇了掩埋、這種在專業與規範上都仍充滿疑慮的方式；這不只是單純的技術選擇問題，而是風險治理能力判斷的集體失靈。
就地掩埋看似省事，實則在傳染風險控制上早已存在著可能的先天破口。病原若不小心混入廚餘，掩埋並不等於風險歸零；土壤環境的不可控、動物干擾的可能、滲出液管理的變數，任何一項環節的疏漏，都足以讓整體風險反撲。進言之，政府的決策若未能以「最不利情境」為前提設計防護，就有可能會把風險外部化到社區、環境等等，最後卻須以更高社會成本變相買單。
誠然，面對這樣的非常防疫時期，焚化處理固然有其技術上的風險顧慮與成本考量；亦即考量生、熟廚餘的含水率頗高，會拉低處理熱質；而高鹽分的處理不當，亦可能增加「世紀之毒戴奧辛」形成貽害千年的風險，這些雖都確是真實存在的客觀科學問題無誤，然而，面對影響層面既深且廣的豬瘟防疫工作，反更應該是在料敵從嚴的「最嚴苛限制下，設計最可行的方案」才是。
此際，真正讓人擔憂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治理態度。市府先是選擇掩埋，幾天後則在輿論壓力下又部份改採焚化。這種缺乏前瞻風險評估很容易異化成父子騎驢。因為，公共治理需要的是預案、是情境模擬、是跨局處協作下的單一窗口指揮，並以透明的即時資訊與可稽核的數據向市民交代；果若決策像風向球，專業就會被稀釋，而市民的信任也將會大量流失。
鑒於危機就是檢驗治國能力的試金石，針對此番中央與地方的危機應處，從一開始對風險源的判定失焦，策略選擇與專業標準脫鉤等，讓人看到的是整個流程思維的缺席與風險管理意識的賭博心態。亦即真正成熟的公民治理，不是迴避技術難題，而應是方方面面的準備作業、場景演練與即時通報機制，期能讓民眾產業安心，準此直白地說，這一堂課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應繼續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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