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凋零不可逆,搶救不容緩,兩岸故事在時間的字句中飛奔。沈春池文教基金會「搶救遷台歷史記憶庫」計畫,期能為大時代的悲歡離合留存歷史見證,珍藏可歌可泣的「我家的兩岸故事」。
完成「夢迴昔時邊緣地帶的通化街老家」一文後,小學同學昭祥留言「我忘不了的是長春路上的宅第!」昭祥和我是小時候的鄰居兼同學。他說,他懷念他家的老屋,也忘不了我家在長春路的大宅。長春路的老宅,周遭盡是政府官員和美軍顧問團的宿舍,日式木造房屋,很舊,庭院很大,昭祥一言,喚起了我兒時模糊的記憶。
到底是什麼時候搬到了長春路的,我毫無印象。只記得,幼稚園畢業、要上小學前,父親將老舊的房屋做了一番整修,打掉了原有的大門,改成一面左右對開、帶有鐵栓的大門,門柱和門楣是洗石子的,門楣底下安裝了日光燈。大門平常不開啟,遇有車輛進出、搬運貨物時才會開大門走大路。大門旁邊,另外做了一個有彈簧鎖的小門,供平日進出之用。
房屋修葺完工,正巧是我上小學報到註冊那天,臨出門前,背著書包,穿著制服,在新修的大門內留影。半個多世紀過去,照片泛黃,人像模糊,已看不清自個兒幼時的清秀模樣。
改裝後的庭院,除了2株原本就有的、高達2、3層樓的大王椰外,小門入口到客廳進門台階前,種植了幾株桂花、茶花和木槿,還搭建了一座葡萄架;大門入口,水泥鋪成的「迎賓大道」直達台階,兩旁種植了夜來香。葡萄攀藤,覆蓋了整座葡萄架,葉蔭疊疊,夏天午後,涼風習習,大王椰搖曳,葡萄架下,成了外公最佳的午憩場所。
民國39年,父親和四叔逃難來台,不久,四叔染疫病故(我們長大後,拼湊若干蛛絲馬跡,合理懷疑,來台時服憲兵役的四叔,很可能是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父親孤身在台,和母親結縭後,侍奉外公如生父。那時,外公還在台北縣政府服務,每個周末,父母親都會邀請外公來家用餐,用餐時,父親會奉上一瓶紅露酒,餐後,微醺的外公躺在葡萄架下的涼椅上,酣然入睡。
迎賓大道的另一邊,是一座鋪了高麗草的花園。父親不知從何處買來一組鞦韆,蹺蹺板,還有一個手搖的旋轉椅,整個花園,就像是個具體而微的兒童樂園。小小的兒童樂園裡,我和弟妹留下了許多兒時的記憶和影像。
長春路老家的庭院,是絕佳的賞月場所,也是元宵節玩花燈的好地方。小時候的台北,不似今日的酷熱。中秋夜,夜涼如水,爸媽帶著我們,在院子裡擺上桌椅,月餅、柚子,舉頭望著月裡嫦娥和月兔杵臼,聽著父親講述兒時在武穴老家過節的日子,無比逍遙。元宵節當晚,父親放完一串鞭炮後,我和弟妹,拎著彩色玻璃紙和竹篾扎成的飛機、輪船和關刀的燈籠,繞著院子遊行,不出門,也能體會上元燈節的快樂。
在模糊又似清晰的印象裡,整建後的「新房」,加蓋了一間敞開的餐廳,餐廳臨著後院那面,是一排落地窗,另一邊,隔著一條頗長的走廊,則是客廳。餐廳裡,父親擺上了一張頗為氣派的長條桌,足足可以容納8到10人同桌用餐。
來過我們家玩的小學同學,除了在那小小的兒童樂園玩耍外,幾乎都曾經在寬敞的餐廳裡,嘗過媽媽親手做的小點心。暑假將盡,有些特別要好的同學也會相約到家裡趕暑假作業,趕工的場所,首選餐廳那張長桌。
小學時,經常被指派參加國語演講比賽。比賽當天,一大早媽媽就會去自家雞窩那兒,掏出一個熱呼呼的生雞蛋,打散了,用開水沖開,加點冰糖,讓我一口吞下,據說可以保養喉嚨。接著,媽媽會坐在餐桌的一頭,扮演聽眾,我則站在長餐桌的另一頭,試講給媽媽聽。
那些年,父親事業頗為成功,時常呼朋喚友來家打打牌、吃個便飯。氣派的餐廳,正好派上用場。父親在家宴客應酬,或是母親親自下廚,或是叫外賣。那時候的外賣送餐,老闆或伙計都提著一個長方形的大木盒,裡頭裝著各色菜餚,打開木盒,擺上餐桌,一頓豐富的晚餐於是開席。
打麻將的人,其實不太在乎餐飲的內容,比較在乎的是茶水香菸是否供應無缺,在乎的是麻將間通風與否、溫度是否宜人。新房子的客廳,方正又寬大,一邊擱著鋼琴、落地燈,和最新的飛利浦出產的落地豪華收音機與留聲機;沿著2面窗戶,是4把精雕的太師椅和茶几,邊上還有一張厚實的書架,書架上,擱著好些日文雜誌、兒童繪本和有注音符號的書籍。客廳中間,放得下牌桌和兩張擱茶水與菸缸的小桌外,還容得下2張大塑膠澡盆,澡盆裡放著一座小牆似的冰塊,兩架電風扇對著冰牆直吹。民國50年代初期,這樣的麻將間,怎能不吸引人。
沒有牌局的日子,客廳是弟妹練琴的場所,是我閱讀課外書籍的地方,也是父母親訓誡我們兄妹的所在。冬天裡,父親便會拿出一個乳綠色、類似青花瓷的火盆,升起炭火,擱上一個圓形的鐵架,一面烤火,一面燒著開水,等水燒開了便可用來沖自製的麵茶。小弟出生後,火盆上換上了小弟的尿布和未乾的衣物。隔年,父親生意受挫,舉家搬到通化街,火盆依舊在,炭火不再,再過幾年,古意的乳綠色火盆,不知所終。
就像日劇裡呈現的那樣,大門穿堂,邊上有一鞋櫃,進了門,脫了鞋,換上拖鞋,還得上2個台階,才算進了家。老家房子內室的地板,全是長長寬寬的雙層木板條拼成的,深褐色的地板,打上蠟,光彩奪目,很是高級。我們小時候,常穿著襪子,在屋裡的長廊上玩起溜冰的遊戲,惹得媽媽拿著雞毛撢子,忙著制止我們,怕我們跌跤,也因為洗襪子累人。
進家門後,一邊通往客廳,另一邊則是兩間臥室,外帶一間小的書房。臥室裡的格局,全然不記得了,只記得那時有張大床,爸媽常在睡前帶著我們4個毛頭孩子,窩在大床上,唱歌講故事。冬天,我們兄妹喜歡將冰冷的小腳,擱在父親的暖烘烘的肚子上取暖。
50年代,環境衛生不甚乾淨,庭院草叢,屋宇高架地板下,蚊蟲特多。夏天裡,蚊蟲特愛叮咬孩子白嫩嫩、幼咪咪的皮膚,一不小心,手臂上、小腿肚上,甚至大腿上盡是「紅豆冰」。洗完澡後,我們4個小孩,一字排開,站在臥室的大床邊,輪流讓媽媽為我們擦藥。遇到已經化膿的苞苞,媽媽用縫衣針戳破膿包,擠出黃色的膿和紅紅的血,再塗上紅藥水,撒上白白的消炎粉末。
新房子的浴室,用磁磚砌了一個可以深坐的直立式浴缸,後院加裝了燒熱水的鍋爐。抗戰爆發前,父親被送到日本讀書,這一去,整整8年,直到抗戰勝利。留日8年,父親特別喜愛泡澡。寒冷的冬夜,父親帶著我們兄弟,在熱氣騰騰的浴缸裡泡澡,是最幸福的回憶。
忘了浴室和廁所是分開的還是在一塊兒,廁所門邊牆壁上,掛了一幅小尺寸的水彩畫。那幅畫,畫的是靜物,皺褶的桌布上,擺著2顆蘋果,花瓶裡插著一束鮮花。那幅畫是世界知名畫家李芳枝阿姨的傑作,李阿姨是媽媽北一女高中的同學,赴法國深造前,特地畫了那幅水彩畫,送給媽媽當結婚禮物。媽媽說,我很小的時候,坐在小小的痰盂上學著自己排便,排便完畢,不知怎地,就會抬頭望著那幅畫,大聲喊道「鮮花蘋果,好囉」。日後,「鮮花蘋果,好囉」便成了我們小孩排便完畢的通關密語。
54年,搬離長春路時,那幅鮮花蘋果也隨行到了通化街,因無處懸掛,收到樓梯下的儲藏間,時日久了,芳蹤杳然。2022年,媽媽溘然長逝,整理爸媽遺物和家中雜物時,赫然發現,失蹤已久的那幅鮮花蘋果,就收藏在書櫃頂上。
住在長春路時,家裡環境頗為優渥。課餘,我跟著媽媽北一女的同學、當時在北市商執教的周月坡阿姨學畫,大弟和妹妹則跟著長安國校的官老師學小提琴和鋼琴。
北市商位於大龍峒,孔廟的對面,周阿姨的畫室也在學校旁。上課的日子,我得帶著畫具,從長春路走到中山北路搭公車,東轉西轉,轉到大龍峒。應該是周阿姨教導有方吧,從小學一年級到小學五年級,我年年參加全國學生寫生比賽,年年優勝,家中獎狀,厚厚一疊。轉學到東門國校後,在升學主義「荼毒」下,童年的繪畫生涯,於焉告終。
大弟和妹妹學琴,媽媽身兼交通大臣和隨堂督學,還趁著弟妹上課時,學得一招半式。平日在家,媽媽以身作則,嚴格督促弟妹練琴,兩三年的功夫,儘管媽媽功夫未臻化境,拉琴彈琴,自彈自唱,完全難不倒媽媽。
大弟的小提琴功夫,雖然還不及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手的地步,闖蕩各類比賽,綽綽有餘。印象中,搬遷通化街前,似乎也曾另投名師。大弟後來進入華岡藝校,也在藝校的交響樂團擔任小提琴手。當時,華岡藝校與國立藝專齊名,師資傑出,藝校培養的不少音樂家,至今仍活躍在台灣樂壇。
妹妹後來有機會跟隨長春國校的徐欽華老師學琴,日後,妹妹也曾有機會請日籍鋼琴大師藤田梓,指點琴藝,卻因家裡經濟不允許,沒能追隨名師。妹妹念北一女和台大時,都擔綱學校合唱團伴奏,也藉著教授鋼琴賺取學費。徐老師已登耄耋,直到現在,妹妹每由美返台時,都會登門探望恩師。2023年,徐老師在加拿大辭世。
除了學畫,我還有一項由父親主持的「晨間課外教學活動」。小學二年級後,父親嚴格規定,每日清晨,由他親自授課,「點閱」教授《幼學瓊林》和《論語》,一天背誦一段,次日驗收,驗收不過,戒尺伺候。父親授課、驗收、懲罰,都在書房裡進行。父親幼時接受私塾教育,授課時,真的是用紅墨水筆,逐字「點閱」,翻開當時我念過的「仿線裝書」,內頁斑斑點點,盡是父親的墨跡和筆跡。有些時候,父親前晚應酬,宿醉半醒未醒,次日清晨,父親依然準時起床授課,父親身上的酒味混著嘴裡的菸臭,至今難忘。
我四、五年級時,兄妹3人同時就讀長春國小,是代表學校參加校際作文、演講、小提琴、鋼琴音樂比賽的常勝軍。不過,學校師長眼中的好學生、風雲人物,未必就能贏得所有同學的好感。記憶中,我和大弟都曾在學校被別班的學生霸凌過。在我幼小心靈上,留下很壞的記憶。不過,父親要我們發揮阿Q精神,就當他們是亂吠的野狗。我雖不解阿Q精神是什麼意思,對他們的霸凌,倒也因而釋懷了。
住在長春路的童年,無憂無慮,有著滿滿的幸福。每周假日,母親和好友們相約,支開各家的老爺,帶著一票小傢伙,到陽明山、天母或是植物園郊遊、寫生和野餐。不郊遊時,父親出馬,帶著我們兄妹和三弟,或遠征福隆海水浴場,或是到西門町的中國大戲院、萬國大戲院看電影。有一回,父親帶著我們,才走到南京東路、吉林路口的公車站,路口新開張不久的第一大飯店,祝融到訪,熊熊烈火夾著黑煙,滾滾而上,把我們嚇壞了。
住長春路時,我們小孩有個傷風感冒、或是要打預防針,媽媽都會帶我們走到南京西路、美而廉西餐廳再往下走幾步的黃小兒科掛號看診。醫生伯伯很兇,看診時,我們都乖乖的,不敢調皮。看診完畢,如果病情輕微,媽媽會帶我們走到圓環邊上的赤峰街喝碗紅豆湯或花生湯。甜甜濃濃的紅豆湯和花生湯,祛除了吃藥的苦味兒。
除了喝紅豆湯、花生湯,爸媽也常帶我們到圓環逛夜市、看電影。記憶中,圓環那時有2家戲院,日新國校旁、首輪的遠東戲院,和放映二輪電影的中央戲院。克拉克蓋博和費雯麗主演的「亂世佳人」,是在遠東戲院看的。看完電影,不解人事的我,認定費雯麗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美麗的費雯麗勾起了我閱讀原著「飄」的濃厚興趣,不多時,我便看完厚厚一本、中文翻譯的「飄」,似懂非懂。
中央戲院看的電影,印象最深的,一是李行導演的《婉君表妹》,一是凌波和樂蒂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2部電影看完後不久,我就轉學到東門國小了。就在那時,梁兄哥的黃梅調「瘋」靡全台,收音機裡點唱的聽眾,絡繹不絕,儘管父母嚴禁我們收聽靡靡之音,耳濡目染,我居然也能哼上幾段《遠山含笑》呢。
民國54年,9月1號,新學期開始,我和弟妹轉學到東門國校,一個多月後全家遷居到通化街,無憂無慮的童年,戛然結束,等著我的,是晦澀煩惱的青少年歲月。
舉家搬遷通化街後,不知是屬於父權主義者的愧疚,還是試圖東山再起的雄心依舊,好長一段時間裡,父親老喜歡在日曆紙背後,畫著各式房屋的草圖。我問父親「畫這幹嘛」父親有些靦腆又充滿著憧憬對我說「爸爸有錢後,再買一棟大房子,等你們結婚後,全家可以住在一塊兒」。儘管在日本接受過高等教育,少小離家的父親,思想還是很傳統,老念著全家族都住在一塊兒。
父親的豪宅夢,終究沒能實現。年歲漸長,午夜夢迴,除了經常夢到回到通化街的老家外,也時常夢到自個兒返老還童,穿著制服,走過松江路,沿著長春路,回到了老家。老家前面的大馬路上,畫上了停車格,我推開老家的大門,2株大王椰依然在風中搖曳著,草坪碧綠,茶花怒放,桂花飄香,兒時居住的日式房屋,夢裡卻幻化成一棟5層樓的電梯大廈。
父親的豪宅夢,到底還是反射到我的潛意識裡了。
本文取自《台北舊事──一個外省第二代的生活記憶》專書
本專欄與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合作
梅花新聞網原始網址:【搶救遷台歷史記憶庫-3】追憶在長春路生活的日子